也就是说，宋徽宗对邓洵武的观点，不但点了个赞，还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万万没想到，宣和初“竟出师矣”。
实际上，在政和七年（公元1117年），童贯就已经蠢蠢欲动了，“大出禁旅，告戒河北，诸帅皆先事而具”。
当年的二月中旬，前军就已经出发，三月上旬的时候，选了一个吉日，童贯率领中军准备出发，而满朝文武，再也没人敢反对。
直到那时，宋徽宗的头脑还是冷静的——咱们还是少安毋躁，等信使回来再说吧。
没多久，信使陶悦和其副手、霸州知州李邈就回来了，童贯却不让他们先见皇上，而是把他们叫到自己府中，详细地询问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重点是辽国是否有军事准备。
信使们带回来的消息，却不容乐观。
童贯不敢隐瞒，据实上报，第二天，宋徽宗召见蔡京、童贯等人，说：“对方既然有了准备，还是把这份报告收起来吧。”
这说明宋徽宗没有北伐之意，或者是，即使有，各种反对意见也在他这里起了作用，回心转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