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就是说,宋徽宗对邓洵武的观点,不但点了个赞,还采纳了他的意见,万万没想到,宣和初“竟出师矣”。
实际上,在政和七年(公元1117年),童贯就已经蠢蠢欲动了,“大出禁旅,告戒河北,诸帅皆先事而具”。
当年的二月中旬,前军就已经出发,三月上旬的时候,选了一个吉日,童贯率领中军准备出发,而满朝文武,再也没人敢反对。
直到那时,宋徽宗的头脑还是冷静的——咱们还是少安毋躁,等信使回来再说吧。
没多久,信使陶悦和其副手、霸州知州李邈就回来了,童贯却不让他们先见皇上,而是把他们叫到自己府中,详细地询问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,重点是辽国是否有军事准备。
信使们带回来的消息,却不容乐观。
童贯不敢隐瞒,据实上报,第二天,宋徽宗召见蔡京、童贯等人,说:“对方既然有了准备,还是把这份报告收起来吧。”
这说明宋徽宗没有北伐之意,或者是,即使有,各种反对意见也在他这里起了作用,回心转意了。